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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城故事|探秘浙江最富村 资产500万只能算及格

Di Pubblicato Luglio 13, 2018
      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南马花园村,人称“浙江第一村”。
 

      身处村中,你很难相信这是个“村”:商业综合体、电器连锁店、肯德基一应俱全,大小饭店共270多家,超市300多家,家家户户住别墅。

  从人口规模、经济体量和设施配套看,花园村已经具备了小城市的功能。但从历史沿袭和行政级别看,它的确是个“村”,四十年前更是个令人绝望的穷山村。天翻地覆的巨变,就发生在最近这不长不短的三四十年间。

  在改革开放历程中,浙江农村盛行“能人经济”:一两个能人踏准浪潮敢想敢干,创造产业集群和就业岗位,进而带动十里八乡共同富裕。花园村,便是这种区域发展模式的代表。

  人均收入12万,家家户户3层半

  这是一个人多势众的村子:现有户籍人口1.38万人,外来人口5万多,总人口超过6.5万。

  这是一个“富可敌市”的村子:有1家上市公司、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、3483家个体工商户,生物医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木制品等产业齐全。2017年全村总销售额520亿元。

  这是一个人均月入过万的村子:2017年全村人均收入12万元,预计到2020年达到15万元(去年并了周边9村,否则原计划能达到20万元)。

  这是一个家家户户住新房的村子:所有房子全是2004年以后建成的新房,无论有钱没钱,一律三层半,统一外立面。房子为村民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,高的一年能租50多万元,低的能租20多万元,最差也有10多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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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   这是一个遍地豪车的村子:走在路上,奔驰、宝马、路虎、保时捷……各种豪车的出现频率很高。无论车好车坏,每家都不止一辆车。

  花园村党委书记邵钦祥的概括则更加简单直接:“在我们村,家庭资产500万以下是困难户,1000万刚起步,5000万才算富,1个亿以上的才真正是富裕户。”

  村民享受16年义务教育,医疗免费

  对于“浙江第一村”的称号,邵钦祥并不客套,他说,这个“第一”是指“幸福感第一”,听上去有点浮夸,但仔细比一比,却也符合实际情况。

  据他介绍,花园村村民不仅挣得多,负担还小,每人享有31项福利待遇。有线电视安装费、收视费之类的,能免费的全免费,村里掏钱买单。公交车对所有人免费。每人每月发30斤大米、2斤猪肉、2斤鸡蛋和1斤茶油。

    3种保险配齐,医疗免费,村医院是全国农村地区最大的,有520张床位。上学免费,享受16年义务教育,在法定9年的基础上向两头延伸,再加上幼儿园4年和高中3年。

  如果村民觉得义务教育还不够,可以读村里新办的外国语学校。该校投资7个多亿,跟浙师大合作办学,开设110个班级,户籍人口和集团员工子女学费打折。

  村民们有个共识:生活靠集体,致富靠自己。

  “以前村里穷得找不到20岁以下的姑娘”

  别看花园村现在风光红火,时光倒回三四十年前,那里可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。以前为什么穷?这要从花园村的历史说起。

  花园村的祖先是河南洛阳人,690年前逃难逃到了那里。隔壁马府村有个马太师,家境显赫,花园村的祖先讨饭讨到马府,马太师收留了他,让他在府上种花。

  一种就是几十年,马太师认为他忠诚肯干,就给了他一块地,这个漂泊的外来家庭终于定居了下来,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花园村。

  这块地条件很差,没有溪河,就连饮用水都要到隔壁村挑。种地靠天,农耕时代这种村子自然就穷。解放前,村民们打长工;解放后,靠抓鱼抓泥鳅为生,家家户户都住茅草屋。

  花园村当时穷到什么程度?邵钦祥用婚嫁问题举了个例子:“村里找不到二十岁以下的姑娘,十七八岁就都嫁出去了。二十七八岁的光棍却很多,娶不起媳妇,娶二婚女的比例比较高。”

  改革开放那一年结婚,新婚夜被断电

  邵钦祥今年64岁,天资聪颖,但小学毕业就辍学回家了。从那时开始,粮食保管员、会计、生产队长、民兵连长、村长、书记……除了妇女主任,他把村里所有的岗位都干了个遍,直到现在仍担任村支书。

  上世纪70年代,花园村全村只有80多户人家、200多亩耕地,缺水又没水库,村民们去隔壁村挑水,没少受欺负,但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别村种两季稻,他们一季都种不了,连口粮都不够。

  1978年改革开放那一年,邵钦祥25岁,当年7月份结婚摆酒水。花园村不通电,他就向马府村的干部借电,大家平时开会经常见面,关系处得不错,对方爽快答应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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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邵钦祥找来200多米电线,请电工把电拉到花园村祠堂。夜幕降临,灯光亮起,8桌开席,好不热闹。可是吃到8点多时,灯突然灭了。邵钦祥赶紧带人顺藤摸瓜查故障,发现电线被马府村的人剪断了。

  洞房花烛夜被人“砸场子”,邵钦祥感受到了奇耻大辱,他说,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:人穷被人欺,村穷被人欺,要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。

  邵钦祥的愤怒得到了时代的呼应。当年年底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改革开放的大幕正式拉开,这个不适合农耕的村子将在新的战场上赢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。

  “我们抓住了三个重大机遇”

  从1978年到2018年,浩浩荡荡40年,花园村似乎经历了一场由内而外全方位的整形手术,完全变了个样。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?在喜欢且擅长“复杂问题,简单表达”的邵钦祥看来,花园村无非是抓住了三个机遇:

  第一个机遇是改革开放的起跑哨。他说,改革开放初期“只要胆子大就能赚钱”。1981年5月,他跟哥哥、老村支书三个人,每人出资500元,凑了1500元,采购设备办了家蜡烛厂。家属在后方做蜡烛,三个男人出去跑销售,一箱蜡烛就能赚几块钱——这在当时是大钱。当年10月,这三人又每人出资3000元,招工办了家服装厂。这两家工厂,帮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。

  第二个机遇是邓小平“南巡”。小平“南巡”前一年,也就是1991年,邵钦祥成立工业公司,征地50多亩创办工业园区。大楼建好后,他给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发请帖,跟几家省内最好的科研院校接上了头。村里跟大学合作,请进来、送出去,委托培训职工,搞产学研合作,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。

  第三个机遇是科技浪潮。1996年,路甬祥调任中科院,邵钦祥跑去北京找他要项目。一个农村书记跑到中科院要项目,这在当时实属罕见。路甬祥被他的诚意打动,派了四个人,找来十个项目给他看,邵钦祥挑中了维生素D3。

  当时,政府和银行对邵钦祥搞“高科技”既不相信,也不看好。大家纷纷质疑:“你一个村子,能搞这么大的项目?”邵钦祥的回答很简单:“有中科院强大的科研实力做基础,只要我们有决心,就一定能干成。”

  他们在北京一呆就是八年,从实验室到小试再到中试,从400万元到800万元再到1300万元,最终投入7000多万元。2002年,中试成功后,花园村出资2000万元买断技术,从此走上发展的快车道。现在,花园村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D3生产企业,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40%。

  尝到甜头后,花园村制定了“非高科技不上马”的原则,今年即将上马一个新能源项目,给特斯拉电动车做电池配件,年底试生产。

  村里有270多家饭店和300多家超市

  红木家具产业不算高科技,是“非高科技不上马”的例外。

  花园村所在的南马镇,老百姓脑子灵光,上世纪80年代全民办服装厂,90年代全民生产皮夹克,90年代末全民办木线厂,来去一阵风,上得快也倒得快。

  2008年,依托东阳“木雕之乡”的底蕴,南马人又开始做家具。邵钦祥总结历史教训后,提出一定要集中发展,否则只会重蹈自相残杀的覆辙。

  他出面牵头,圈地500多亩,办了个全国最大的原木集散地;又建了个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的红木家具交易市场。从生产到销售,发展全产业链,这样一来成本就低,价格就有优势。一时间,批发的、零售的,全国各地的买家纷纷上门采购。后来,花园村成了国家4A级景区,来的人就更多了。

  红木家具产业贯通二产和三产,不仅带动花园村村民致富,周边乡镇几十万人也从中得到了实惠。人流量大了,餐饮、购物等服务业就跟着起来了。目前,花园村共有270多家饭店,和300多家超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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